谢邀。

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，教员很喜欢这句，提过好几次。

社会底层有很多“蠢”处，精英和小资往往会看得发乐。例如不要五险一金的东莞打工仔，不相信村集体保险的老头老太。

他们似乎只看得懂眼前的钱。对于那些稍微复杂一点的交易，他们仿佛本能般地躲避，哪怕其实是有利可图。

无他，怕了。

这几年的社会治理已经明显进步，年轻人对很多规则充满依赖。但对三十五岁以上的人，这些规则不早之前，像窗户纸一样薄。

即使到今天，广东的厂妹离职，想拿到全额工资还是难事，所以富士康是打工仔的圣地；农村老人们骨子对村集体的不信任，来自当年扒一层皮的村提留乡统筹；而各地从双创到新城规划的各种骚操作，足以让小商户们对任何政策变动都神经紧绷。

说拆就拆，说禁就禁，说停就停。指标驱动下的一刀切，是底层的噩梦。

刘项不是不读书，富士康也有跳楼自杀的诗人。刘项是不信书，因为最终解释权不在自己手里，写在纸上的没用。

所以，只要血汗钱。

但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明显忘了这点。

劳动力过剩的现实，使得企业习惯了对劳工的各种肆意摆弄。再包装上一些高大上的词汇，还能说成“创新”。

最直接的就是当下普遍的外包，包到劳动关系都不存在了，包出了一个“自愿被剥削”的奇景。但您猜怎么着？没事，这是“灵活用工”。

这难道不就是低水平就业吗？

企业们想的是法律上的干净和财务上的好看，总在条款的文字上下功夫；但打工人心里只想一件事：能挣多少钱。

他劳动，他要拿钱，他心里只有这一个条款，他也只能相信这一个条款。别的条款他没有解释权，他不知道到哪找律师也不知道去敲哪个部门的门，但这个条款他有最朴素的信心：

国家认这个条款。我付出了血汗，我能拿到血汗钱。

这种最朴素的信心也是对国家最坚定的信心，比一百万份精巧的合同还强大，我相信国家不会漠视。

由于事件才发生，具体情况没有太多信息，不好做评价。

但根据家属在筹款平台上的信息：全身烧伤面积80%，三度烧伤，伤及呼吸道。这已经是濒危状态，存活率应该相当低了。

要用这种手段来讨血汗钱，甚至很可能新闻结果出来，只有几万块。这是一起寒冬下的惨剧，烧掉了一个家庭的希望，寒掉了很多人的心。

三度烧伤，意味着伤及全皮层甚至至骨。虽然很多视频里当事人被灭火后还能说两句话，但很可能是因为他当时丧失了痛觉。

我实在无法想象他稍微恢复一下知觉后的状态。

说当事人冲动也好不理智也罢，这些事后口嗨可以先停一停。

面对争端，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只能想到这一步：伤害自己、引起关注、讨回权益。

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危机。

企业已经足够强大，有成套的法务财务团队，有各种滴水不漏的免责违约条款。作为个体，我们和企业已经是彻底的力量不对称，基本丧失了拉锯的资格。

有房产有家庭储蓄有人际网的中层，懂得如何绕开，实在受委屈了，还有别的选择；但对于底层，他们很可能处于最弱势的一个时代。

因为都不知道该找谁。在如今复杂的交易结构里，责任方都不知道藏在“点一下就签约”的电子合同的哪个角落里。

只能政府下场，必须政府下场，除非政府下场，否则在以后可能的争端里，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只会更多。

社会不怕“故意的恶”，因为这种恶可以明确地针对制止。

社会怕的是“结构性的恶”，因为这种恶，所有参与方都可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。斯斯文文敲键盘时，完全不会想象出来这些结构设计对另一些人的冲击。

要在结构上阻止。总要留一些门，给走投无路的人去敲。